●索尔·贝娄的《雨王亨德森》用玩笑的形式，也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真理：一处地方严肃的真理到了另一处地方便成了荒诞的笑话。
据19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编辑委员会的调查，《雨王亨德森》在20世纪最佳100本英语小说排行榜中名列第21位。由此可见，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1世纪初再版这本仍具艺术生命力的小说是有远见的。许多美国读者在今年的互联网上纷纷赞扬这本情节生动的小说。例如，一个叫作帕特里夏·麦克（PatriciaC．Mack）的读者说：“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书。我发觉它如此有吸引力，以至我无法把它放下……非洲给他（亨德森）以考验他自己的场所，解决困扰他一生内心的问题：我要，我要，我要。通过他的非洲之行，他在他的余生找到了他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从他的冒险中感悟到自己是何人。”又如另一位美国读者斯通·荣克辛（Stone Junction）在今年9月21日说亨德森“具有破坏性，但怀有好意。他是现代小说中最杰出的典型之一”。他说的破坏性是指亨德森这位在非洲经过磨炼而觉醒了的百万富翁对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社会神话的破坏性。亨德森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觉醒如同中国的贾宝玉在封建社会礼教压迫下的觉醒，仅仅是无所作为的觉醒而已。究竟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会自有深中肯綮的看法。
美国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对社会普遍持有一种悲观而否定的观点，但同时相信一种向前向上积极运动的神话。贝娄属于这一种知识精英。他虽然把小说的场景移置在不受资本主义文明污染的非洲，但通过雨王亨德森这位大男子主义避世者种种奇异而荒诞的经历，揭示了荒诞世界里荒诞中的严肃真理。这本荒诞小说对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谁能个人保持我们社会最高的理想（自由和自决的最高理想）而不屈从于我们最持久的社会结构（这结构越来越构筑在对合理的当局的保持一致和服从上）？”这是美国评论家的看法，仅作参考。我们当然不必对这本小说的含义太过深挖，挖过了头，我们便会无意识地陷入了荒诞之中。1999年，校者应邀去斯德哥尔摩大学讲学，有幸遇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阅然（N．G．D．Malmqvist）教授。从在宴会上同他畅谈的两个小时里，使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感消去了不少。他的理念和美学并不高深莫测。他投票的作家的作品当然也不会像某些评论家那样玄而又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的《雨王亨德森》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贝娄在小说里只不过是开开玩笑，对荒诞的社会现象幽默或黑色幽默几下罢了。另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时代的严肃真理到了另一个时代便成了荒诞的笑话。《雨王亨德森》用玩笑的形式，也向我们展示了同样的真理：一处地方严肃的真理到了另一处地方便成了荒诞的笑话。人生似乎始终处于悖论之中：当你自认为正确的时候，在别人看来，你却很荒唐可笑，然而你对此却一时意识不到或一辈子也意识不到。当你做着在世人看来是荒谬的事的时候，历史可能会证明你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荒诞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雨王亨德森》的艺术魅力也在于此。
《雨王亨德森》的意义还给我们打开了一条思路：不受高度人类文明污染的人和高度文明社会里的人，谁更接近真理？高度文明社会里的人在某些方面，是不是比不受高度文明污染的人愚蠢？因为宇宙无穷无尽，时间无始无终，整个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而作为人类一分子的个人的认知则更是渺小得不值得一提。在这个时候，处于无助状态的人们往往求助于代表绝对真理的上帝或佛主。佛主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人能推翻这一包含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因此，我们这些渺小的个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应谦卑，没有理由妄自尊大。贝娄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狂妄自大，而是采用荒谬的艺术手法对他自认为荒谬的社会想象进行夸张的揭露，以揭示他所追求的真理。这是我个人对这本小说的解读。然而，当我此时探讨《雨王亨德森》的意义并略加发挥时，是否也不自觉地陷入无知的、狂妄的、荒诞的泥潭里呢？
译者毛敏渚教授早已定居美国，校者不知道她目前的地址，只是《索尔·贝娄全集》主编宋兆霖教授通知我说，译者于1997年9月28日给他来信说，让我全权处理，我这才有机会在《雨王亨德森》中译本再版之际，说明翻译的前后经过和表明当下读这本小说的个人理解或体会。
译者毛敏渚教授在80年代初一个会议上偶然遇到原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孙家晋先生，是孙先生约的稿。在他的关怀下，这本译著才得以及时面世。那时中国还未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出版译著时不需要买版权。前两年我去上海探望孙先生，发觉他已届耄耋之年，背虽稍弯，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绳武先生、卢永福先生一道，率先组织了几个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外国文学丛书，《雨王亨德森》便是该丛书中的一本。作为翻译界前辈，他对国内的翻译界仍寄予殷切的希望。如今宋兆霖教授接过接力棒，把这本译著纳入他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里，我想孙先生得知后定感欣慰。
毛敏渚教授是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五年级时的老师（1963）。她因教学繁忙，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译者的学生和贤婿小王出过力之外，曾吩咐我给她的译文看看有无疏忽之处。严格地说，我不够资格当老师的校对者。只是圣人荷马也有打瞌睡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本译著做了点什么的话，我只在她打瞌睡时提醒她。不知为何我那时提醒她时常常声音很大，以至不免出现误解和争论。近二十年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我那时是何等的无知，即使那时，我并未想到：我们还剩下几个二十年呢？其实，校者当年在阅读这本小说时正陷于迷茫之中，连亨德森的那点自觉性也没有。
南京南秀村陋斋
200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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